由于善字的确可以承载人们许多理想的和美好的元素,因此被大多数学者作了优于法治的理解。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讲民主和法制的社会是不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安定的社会。上世纪八十年代，无论他作为地方大员，还是担任中央分管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在务实推进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同时，他还大声疾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执政党为要保持先进性必然会不断提出新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如何使这些方针、政策不冲击既有宪法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从而使执政党政治意愿的先进性与政治行为的合宪性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这是当下中国决策体制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万里关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讲话笔者将其视为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一个深刻追问，但这样一个追问迄今并未得到完满的解答。此种认知高度在当时的党内不说是空谷足音，至少也是寥寥无几。关于此点，万里有诸多精辟之论。这对于一个离开政治舞台中心已逾二十年之久而又刻意保持低调的老人来说，似乎是一份意想不到的殊誉。
作为肇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事业政治领导集体中杰出的一员，他有理想主义情怀，有很高的政治操守，有见识、有魄力、通晓世界潮流，能够真正了解并忠实于民众的意志与愿望然而，修法者的谨慎并不等于裹足不前。一个主要阻力是党政官员的阶级斗争观念和行为习惯。
掌握全国政权后十多年间，领导人一意孤行，加速废除了各个领域的私有制，并肆意界定阶级标准，把大部分知识分子列入资产阶级队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制造了连绵不断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消灭资产阶级，推进世界革命，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对惯于全能型政府运作的官员来说，不啻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大革命。不能实行鸵鸟政策对此视而不见。
公民自由权利，载于宪法，任何人无权践踏。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出：随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不存在了。以中外关系为例，从东南亚到欧洲，中国与许多国家都宣布双方是战略合作伙伴。进入 袁伟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依法治国 宪政 阶级斗争 自由 。令人豁然开朗的新论断 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义是告别这些错误，告别用阶级斗争观察一切、分析一切的极端理论，回归建设现代社会的正常轨道。
而只要留心自己身边这一群体的动态，许多人在寻求别国的护照或绿卡作为护身符，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党的中央全会确立法治国家目标总结了历史教训，为的是防止这样的局面重演。至于军事力量加强、调动以及进行间谍活动，是多数国家的常态，中美也不例外。为此要实行施政公开，接受监督等一系列措施。
如果把国有企业划为社会主义，它正企盼前者进入，杂交成为混合经济;哪里有什么生死博弈?无论国企、私企，都有劳资利益的矛盾、纠纷乃至冲突，但是，双方明智的选择是寻求共赢而非你死我活。不幸，在体制内外的改革者互相呼应为改革开放开路的同时，也有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作茧自缚，不但没有提供前瞻性的理论成果，甚至与时代格格不入，理论思维仍然滞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进入20世纪，列宁更确定资本主义已进入垂死阶段，世界正处于通过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时代。让我们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开始，简要回溯历史，看看把这一理论推至极端的恶果吧。
更令中国在世界蒙羞的是：2013—2014年间，一些人明目张胆丑化和妖魔化宪政。确定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为国内的基本矛盾，不但《共同纲领》规定的四大阶级共赢的条款日后被弃如敝履，处理其他社会问题也毛病百出。这个文件规定构成人民的四大阶级(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要消灭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生活在中国、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分析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经验，做出无愧于时代的理论概括。作者是什么人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居然旧调重弹?所以说这个论断有代表性，在于数以千万计的现任和前任党政官员在各种场合都曾反复经受这个理论的熏陶，其影响遍及全社会。可是，党政官员多年学习阶级斗争理论，陈旧的观念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理，从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领域风波迭起的深层原因。
肆虐已久、危害很深的阶级斗争论尤其是沉重的绊脚石。而它同时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并享有各项政治权利;讲的是四大阶级合作和利益调和。
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市场和外贸顺差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则是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1985年邓小平更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共和国成立前夕，犯此类错误的端倪已见。十多年来，周永康掌握政法大权，以维稳和反对颜色革命为藉口，践踏法治，留下许多劣迹。
军事和政治领域，双方矛盾较多，美国佬的冷战思维未净，常有一些中方难以接受的举措;而中国的一些行动也是美方很难理解的。有民调显示：中国60%的中产阶级已经移民或打算移民。就拿影响巨大的中美关系来说吧，双方领导人说法不时有变，但实际内容是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群体是现代社会稳定的支柱。
在这样的状态下，法定的公民权利被阶级标准取代，任何人随时可以沦为囚犯。官员闯进这个领域指手画脚，实质是以自己可怜的水平去压制学术文化，是以权力侵犯学术、侵犯公民权利的不法行为。
所谓两个主义的生死博弈正是这些论述的极端和简单化的表述。旧意识形态的顽强，令人吃惊! 这个阶级斗争论错在哪里呢? 先从时代讲起。
他在1948年4月20日给毛泽东的复信中提出：我们不同意这样做。(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 这些都是老话。
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法律不溯及既往;这些都是法治的基本常识。至于学术和思想文化，没有自由就没有创新。判断是否违法、犯罪只能以法律为标准，公民可以做法不禁止的任何事情;这是法治ABC，阶级标准毋容置喙。反右和文革就是履行阶级斗争论的范本。
宪政—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政府权力不能超越法授范围乱作为。史鉴昭昭，千万别重蹈覆辙! 一句话：法治和阶级斗争论无法并存。
这里也没有两个阶级、两种主义生死博弈的影子。这意味着，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没收从小到大的所有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以及不仅没收大地主的财产，而且没收靠雇佣劳动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财产。
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其实质是权力至上，权力在手的人们可以随意审判公民的思想、观点、言论，确定对象的阶级属性，从而任意整人，顺昌逆亡，乃至肆意剥夺别人的自由和生命。
下一篇：加强绿化景观建设打造精品园林城市